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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重視中華傳統文化研究，繼承和發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13日專門就我國曆史上的國家治理進行第十八次集體學習，強調要對我國古代治國理政的探索和智慧進行積極總結。比如，我國古代主張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禮法合治、德主刑輔，為政之要莫先於得人、治國先治吏，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這些都能給人以重要啟示。
　　不少重要的治國理政思想資源，都來自孟子這位儒家“亞聖”、戰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孟子的“仁政”思想是如何深刻影響中國曆史進程的？在當代語境下應該如何“讀懂”孟子？在近日由廣東省文明辦與南方日報社聯合主辦的“中國經典·對話中國精神”系列講座第六期上，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陳立勝講授“《孟子》：一種政治哲學的解讀”，並與20多名中山大學和華南師範大學的學子對話交流。南方網全程錄播。
　　歷史地位
　　的變化
　　宋代之後才“孔孟”並稱 朱元璋曾下令刪節《孟子》
　　我們可以先看看孟子歷史地位的變化。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角度。
　　我們經常講“孔孟之道”，其實這是宋代以後的稱呼。宋代之前，大多“周孔”連稱，周就是周公，而孟子與荀子地位大致相同，人們往往“荀孟”並提。唐代開始有人提升孟子的地位，最有名的就是韓愈與皮日休，韓愈說孟子的地位“功不在禹下”。
　　孟子地位的真正提升是在宋代。這要歸結為兩撥人的推動，一是王安石，他視孟子為知音：“沉魄浮魂不可招，遺編一讀想風標。何妨舉世嫌迂闊，故有斯人慰寂寥。”在王安石的力推下，《孟子》和《論語》一起成為科舉考試科目。另一撥是理學家，從二程到朱熹，是推孟一派的主力軍，《孟子》一書最終與《論語》、《大學》、《中庸》並稱為“四書”，排在“五經”之前，成為六百年士人必讀的書目。
　　但孟子地位的上升並非一帆風順。王安石贊賞孟子，司馬光就非常反感，寫了《疑孟論》，一條一條地去批評孟子。對孟子最反感的是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有一天讀到《孟子》，對號入座，越看越窩火，勃然大怒：“使此老在今日，寧得免焉？”他讓人對《孟子》進行刪節，刪了八十五章，“自今八十五章之內，課試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孟子的政治思想為何引起這麼大的爭議，甚至讓君主坐立不安？無論是司馬光還是朱元璋，他們對孟子的質疑和批判，主要是覺得孟子的一些言論對“君權”有威脅。
　　政治思想
　　的內核
　　“仁政”是“養民”和“教民” 是天下人用腳投出來的
　　用一句話概括孟子的政治思想，就是“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我把它叫作“仁的政治學”。
　　什麼是“不忍人之心”？“不忍人之心”就是“仁心”。孟子最經典的解釋就是每個人都有“不忍人之心”。看到一個小孩子掉到井里的一剎那，我們都有“惻隱之心”，都很自然地想伸手去救，這是中國哲學史上對“人性善”最經典的一個例證。這不是為了討好小孩的父母，也不是為了在家鄉獲得一個好的名聲，而是天然的“惻隱之心”。在孟子看來，“不忍人之心”構成了人之為人的根本所在。“仁政”就是從“不忍人之心”來的。
　　什麼是“仁政”？在孟子那裡，“仁政”、“王政”和“王道”，其基本意思是一致的。“仁政”就是仁者擴充其“不忍人之心”、推其“不忍人之心”而造就的政治。孟子說，如果君王行“仁政”，天下想當“公務員”的人都喜歡在你的朝廷上從政，莊稼漢都喜歡在你的土地上種地，商人都喜歡在你管理的區域上做生意。在孟子看來，“仁政”是天下人用腳投票投出來的。
　　那麼，如何實現這種“仁政”？孟子提出“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即光有好心不足以治理政治，要有一定的輔助措施，這個輔助措施就是“法”，而最大的“法”就是“先王之道”。“先王之道”最重要的兩個內涵，一個是“養民”，一個是“教民”。
　　孟子的“養民”思想很明確，就是讓百姓衣食無憂。他很喜歡說“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一類的話，他設想實行“井田制”，確保耕者有其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就是說“仁政”要從土地劃界開始。另外，孟子講儘量不干涉和不干擾人民的日常生產與生活，“省刑罰，薄稅斂”，“取於民有制”，確保生產活動“無失其時”、“勿奪其時”。他還特別重視弱勢群體，下麵一段話即是著名的例證：“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養民”要從社會的最底層和最需要關懷的階層開始。
　　“教民”也是孟子的一個重要思想。“教民”一定是建立在“養民”的基礎上，“先富後教”、“倉廩實而知禮節”。孟子不會脫離人的基本生存需要懸空講教化問題。他說：“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當你吃得很飽，穿得很暖，住得很好，這時如果沒有教化、沒有文明，那就和禽獸一樣。人應該有人的樣子，要做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對於普通百姓，孟子強調的“教化”是“人之為人”最基本的“德性”。這就是孟子講的“仁政”，其大端就是“養民”和“教民”。
　　“德位一致”的理想
　　“仁政”需有仁心的王者實施
　　“民心”是政治正當性的基礎
　　儒家一直主張“德位一致”。在孟子設想的政治系統中，“仁政”需要有仁心的王者——“聖王”來實施。在位的人是有愛心、有責任心和有能力的人，“仁者宜在高位”，“尊賢使能，俊傑在位”。
　　然而在當時的現實中，居高位者往往是“不仁”者，莊子不是說“竊鉤者誅，竊國者侯”嗎？人們無法找到一個“讓有德者必有其位”的有效途徑，那麼士人唯一能做到的是讓“有位者”儘量變成“有德者”。孟子說，“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正君”是要讓君像君的樣子，讓君具備君的“德性”。這是個大問題，涉及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誰來馴化這些桀驁不馴的居高位者？孟子講得很清楚，“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只有那些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那些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有使命感的君子，才可以去格除“君心之非”，所以孟子一直是以“君師”自命。
　　第二，如何去“正君”？孟子有兩個說法，從積極一面來說，“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君子要儘力將國君引向一條仁義之道；從消極一面來說，君子應該去責難君，去限制君的權力的無限膨脹。孟子講君臣關係有一句經典名言，“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這樣的話和後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說法完全不一樣，朱元璋讀起來當然不高興。在孟子看來，君臣關係是一個互動和雙向的關係，如果君行仁義之道，臣就去侍奉他和尊重他，如果君不行仁義之道，那就應該去監督他和批評他。
　　第三，如果遇到不聽“正”的昏君怎麼辦？孟子給出了一個讓朱元璋膽戰心驚的說法，就是“易位”、“革命”與“征伐”。孟子跟齊宣王討論公卿問題時直奔主題說，國君有重大錯誤，同宗族的公卿就有責任監督、批評和勸阻，反覆勸阻還不行的話，就要另立國君。齊宣王聽後臉色都變了。孟子還高度贊揚了商湯滅夏和武王伐紂改朝換代的現象，說武王並不是殺了一個國君，而是討伐了一個賊而已（“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如果君不聽“正”，孟子給出了這樣一個非常激進的回答。
　　第四，儘管孟子很鮮明表明他對暴力和武力政治治理方式的深惡痛絕，反覆強調“以德行仁”和“以德服人”才是“王道”，但對於一切虐政和暴政，孟子並非只是抗議了事，他贊成有條件地伐取與干涉，這個條件以“民心”為標準，“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
　　總之，孟子的政治學的終極正當性是“民心”。孟子有一句世人皆知的話，“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他還有句話，“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民心”是政治正當性的終極基礎，孟子講得再清楚不過了。
　　■嘉賓簡介
　　陳立勝，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先後擔任紐約大學、哈佛大學燕京學社、臺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臺灣“中研院”文哲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中心訪問學人。近年來研究方向主要集中於宋明理學與宗教現象學。
　　對話互動
　　儒家非封閉的傳統 真正價值是永恆的
　　問：對於“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您是如何認識的？
　　答：“依法治國”跟“以德治國”並行不悖，“德”有德適用的範圍，“法”有法適用的範圍。“依法治國”是說權力運作必須要有一個系統的和有效的制度去實施和監督，使權力運作處在一個高效的、陽光的和健康的狀態中。“以德治國”是我們對實施這套“法”的人是有道德期許的，孟子講得很清楚，光有法是不行的，光有善也是不行的。“依法治國”非常好，但是誰去制定那個法，誰去監督那個法，誰去執行那個法呢？當然需要“德”，需要有德性、有智慧的人。“法”有它的局限性，不可能規定所有的社會生活，而且社會生活和經濟生活每天都在發生變化，總是有“法”滯後的現象，這個時候“德”可以有所補充和彌補。這兩者，我想是相得益彰的。
　　問：有學者說，中國傳統的“仁義禮智信”是適用於當時小農經濟的一個上層建築，現在的適用範圍比之前會大大縮小，在家庭內部或一個小團體範圍內。您怎麼看這樣的變化？
　　答：這個問題非常好。現在批評儒家一個很重要的議題，就是說儒家的倫理只是一個熟人社會的倫理，儒家講“五倫”，那“五倫”都是熟人社會。我談談我的看法，主要有兩個方面。
　　第一，儒家的這套價值觀是不是只是一個熟人社會推崇的價值觀？孔子從來不會說他講的只對山東老鄉有用，對廣東人就無效了；孟子也不會講“仁義禮智信”只對齊國、魏國或滕國有效，他是對天下人講的。儒家講“心同理同”，像“孺子入井”的例子，孟子是講他認識的小孩，還是陌生人的小孩？他根本就不管，他說只要是人，就應該有這個“惻隱之心”。儒家講的“仁”、“仁者愛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或者“人皆有惻隱之心”，絕對不是只是針對熟人才有的情感，否則是對儒學嚴重的誤解和偏執的解讀。
　　第二，是不是傳統的儒家思想就可以包打天下，不需要調適發展？當然也不是。儒家不排斥跟世界各大文明智慧對話與學習。儒家不是一個封閉的傳統，儒家思想本身是在變化的，儒家對人性的理解是不斷充實和發展的過程，但不能因此把儒家一些核心價值觀看作是局限在某一種特殊的生產和生活方式里。比如說儒家思想只在小農社會、傳統農耕文明裡才有價值，到了市場經濟社會是翻臉不認人，只認法，情都沒用了，儒家的價值觀都沒用了，我覺得不是這樣的。真正的價值是永恆的，不能說只有農耕文明的父母才愛自己的子女，到了商業社會父母和子女之間是商業關係，只不過是說對愛的表達在不同的生產方式和不同的文明裡有不同的形式，但是背後的內涵是一致的。
　　問：西方講人“有原罪”、“人性惡”，而中國傳統特別是孟子是講“性善論”。您怎樣看待這種差異？
　　答：“人性善”是孟子奠定的一個最基本的傳統。我認為“性善論”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精華，不管你處在一個什麼樣的社會地位，不管你處在一個什麼樣的生活境況，它使得每一個人都有自我實現的可能性。孟子當然知道人有很多局限性，跟動物的差別隻是那麼“一點點”地方，但他仍要講“性善”自有他的宗旨。孟子講“性善論”，使得天下一切自暴自棄之輩無可逃離天地之間，意思就是你再沒有任何藉口說我這個人生下來就不好，所以沒法做好人；我這個人能力不行，所以只能混日子。沒有這樣的藉口的，因為你的本性就是善的，所以你應該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這是中國“人性論”一個最精華的部分，它肯定每一個人都有自我實現的可能性。所以孟子講“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再慘的境況，你也可以超脫那個環境，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背後就是“人性善”最基本的信念。
　　專題撰文：南方日報記者 辛均慶 徐林 陳楓 攝影：南方日報記者 王輝　　（原標題：“仁政”思想對治國理政有很大啟示）